优人物／出身北投脂粉圈 陈镇川 野生野长 精彩娱乐圈

灯暗、幕起、音乐下，一场大秀辉煌开演。陈镇川坐镇舞台彼岸的控台，戴著耳机、盯著萤幕，他是这一晚的主宰。

将近半个世纪前，他坐在一室榻榻米中间，低头写功课，周围有姐姐阿姨们忙著妆点。当时贾宝玉一般的小少爷，还盘算起怎么让这些姐姐阿姨的生意更好，仿佛从小就在操作一个娱乐事业。

小少爷后来家道中落，经过一心只想赚钱给母、妹一个家的奋斗期，一步步成为如今娱乐圈里办演唱会、制作金曲奖、负责张惠妹经纪的“川哥”，“我的座右铭是‘野生野长’，我一直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”

脂粉国里的少爷

“我生长在风化行业还合法的北投，处在身边都是女人的国度里。”陈镇川的父亲是很少来台的香港人，算是单亲家庭，和妈妈跟著外婆过生活，外婆经营合法有牌的“应召站”，“公司”就在薇阁小学正对面。

于是小小年纪的陈镇川，放学后过个马路就到“公司”去，几十坪的榻榻米，几十名小姐都在化妆，只有一张桌子是他在写功课。他被姊姊阿姨们围绕著，她们会给他零用钱、日本客人送的富士苹果，看著她们学日文、学交际舞、学日本歌，听她们讲故事。

“我从小就很被她们吸引，白天朴素的样子、傍晚开始化妆，晚餐前穿著旗袍出去宴客，回来的百态，也许醉酒、也许被打枪，对我来讲，都很有趣。”陈镇川说：“我从小就在一个满多故事的环境中长大，这跟我后来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影响，她们也是某一个程度的艺人。”

陈镇川形容，那时的北投风化文化，非常浪漫、非常有格调，像日本京都艺妓文化的氛围，“那个世代不会再有，我很想把它变成一个作品。”

“我那时候如果曾幻想过跟娱乐有点相关的志向的话，应该就是继续经营外婆的应召站。”陈镇川说：“因为我对小姐的状态有一些想法，会想这样弄可不可以更漂亮、可以学唱什么歌、旗袍可以有什么感觉。”

这几乎是他的第一个经纪公司了。陈镇川笑说：“那会是很大的经纪公司。”不过这个规画并未实现，在他国中时，外婆的事业因废娼结束了。

家道中落只有娱乐是慰藉

家里经济与此前出现云泥落差，同一个空间里已经没有金钗了，上了国中的陈镇川要帮忙家庭代工，和妈妈、妹妹缝毛衣赚几毛钱工资。

陈镇川的慰藉就是娱乐。国中时就彻夜地拷贝盗版卡带送同学，贿赂家教老师和他一起看电视，还和一位长辈打赌，将一整张专辑从第一首歌的第一句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最后一句，不然就自己演一段戏，一人分饰多角，同样追求台词一字不错。

但现实还在，陈镇川读复兴美工时，白天在卫浴公司打工，到各地去送马桶、脸盆、浴缸，17、8岁的青少年咬牙在尚未装电梯的工地上下，终练到上楼可以一次拿四个马桶，还苦中作乐跟妈妈说：“我的手好像愈来愈短、手好像愈来愈长了。”

这么辛苦，月薪6500元，可是太爱音乐了，既然每天要长时间待在车上，陈镇川自费改装货车音响。

那张苏芮的海报

娱乐圈后来的“川哥”，始于一张苏芮的海报。苏芮当时正当红，陈镇川去偷撕海报，但撕来的总是不规整，于是直接到飞碟唱片去按门铃，开口就说：“我要苏芮的海报。”

他的大胆让唱片公司无法拒绝，但拿了海报的陈镇川还加码说一句：“如果有要找工读生的话，我想来。”于是，在扛马桶2年半后、当兵前一年，陈镇川去了飞碟唱片，上班第一天包的唱片是黄莺莺“留不住的故事”。

不过当时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也闯了大祸，不懂上班族下班都会嘴炮公司几句，说说而已不必当真，但陈镇川小天真，竟真的在聚餐喝酒后，一个人回去砸了公司。陈镇川笑说：“我万万没想到，当初很愧对的那些人，后来又都出现在我的人生里，而且关系超密切。”

创意开始喷发

退伍前两个月，陈镇川写信给“欢乐一百点”应征编剧，“我想了很多‘春娇志明’的哏，我觉得都比播出来的好笑。”面试成功，真正踏入娱乐圈。

编剧陈镇川进棚第一天，被分配的工作是从高处对著张菲的后脑勺打灯，紧张、不熟悉、又常笑到抖，打光打到手抽筋，但也同时在学写剧本，精致到每一句的口气，如“嘻嘻、哈哈”都要写出来，是分号写成逗号就会被退稿。他笑说，当时去影印手写剧本都好几斤，因为涂了太多层立可白。

陈镇川之后转到福隆公司写“连环泡”，从块状写到带状，一天一本大量产出。接著就在葛福鸿麾下，完成了从编剧、发通告、经纪到节目企画与制作的全面训练。

天生“哏”多，陈镇川从未想过走到幕前，即使当时包装一下也不输其他男偶像，但他说：“我比较喜欢当控制他们的人。我写的剧本，如果哪些台词被艺人念出来，我觉得很骄傲，我比较不想别人写东西给我照著念，我就比较喜欢当他们不能缺少的神秘人。”

陈镇川举例，在录像时，艺人只要在人海中看他一眼，“我就觉得很骄傲，觉得他在找我，虽然可能等会儿要骂我。”但幸运的是，陈镇川从小就“不怕被骂”，陈妈妈给他的教育是“我怎样都不会打死你，你在怕什么”，因而练就了坦然接受纠正的心理。

生活磨出的智慧

那些年汲汲营营只想赚钱，磨出了生活态度。陈镇川说，当时的确有过不平衡，朋友们的生活多彩多姿，他都在努力工作，写“连环泡”剧本若当日被选用就有2000元，他拚了命写一整个星期，不让出机会；从金城武“标准情人”写到蔡依林“看我72变”，陈镇川写歌词可以拚到一晚成功产出3首，下班就钻进房间写，写到再也撑不住睡著为止。

“我唯一的梦想就是存一笔钱租一个房子，家人住在一起。”家里经济不好，一家三口分开住，陈镇川要建起一个家，“那时没有想到自己的专业最后可以走到什么地步，我的求生意志非常旺盛，就是想让全家都好一点。”

从小的环境让陈镇川自知没有“长歪”的权利。他说，在那个宅院里长大，那个花花世界很混乱、很残酷，会看到人因为一个错误选择而得到的后果，“我会告诉自己不能变成那样，在人生的早期就先画掉许多行为。”

比方说，他从小骑摩托车就不快，因为知道一出车祸就有很多事不能做、不能上班，“我连骑摩托车都会想到这种事，我不会让自己犯太大错误、不会同样错误犯两次。”

还有母亲的影响，强大而坚毅，会因为儿子在校被霸凌，直接在上课中走进教室赏对方一巴掌，撂下一句狠话“我儿子在毕业前有一丝伤痕，我都算你的”，让儿子和对方反而成为好友。

“我妈告诉我，任何问题，你要软硬兼施地去面对跟解决，不用怕，最糟不会到什么程度。”这些都让陈镇川以理性、自制的方式，去过人生的关。

明明经手皆大牌、搞的都是大事情，但他向来笑咪咪，从来不是一怒山河动的风格。陈镇川说：“要惹怒我，真的非常非常难。我也没有忍喔，就觉得没什么事需要生气。这是老天爷给我最大的天赋。”

娱乐圈的川哥

金曲奖：唱片圈集体创作

训练完成，机会来了，陈镇川刚自香港调回来，人都还没认全，受命制作金曲奖，那是第九届，是TVBS-G首度拿到的案子，张小燕想做出新风貌，大胆交给陈镇川。

那时离典礼只有两个月，陈镇川快乐地接下来，有点阿Q地想：“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多认识人、明天进度一定会比今天再好一点，最糟就是今天，所以我没什么在怕的。”放下身段，去认识美术组、灯光组，陪著抽抽烟、瞎聊天。

那一年，陈镇川29岁。此后他办了11次金曲奖典礼，彻底改变过去唱名上台行礼如仪的模式，将金曲奖变成华人音乐圈的年度同学会，艺人乐于参与，都想来看看“可以怎么玩”，他形容：“金曲奖的制作变成真正的、唱片圈不太容易见到的集体创作。”

“我可以很骄傲的说，现在金曲奖应该没人做得赢我。”这话听来很自大，但陈镇川解释是因为太熟悉了，从电视台写剧本、发通告、做艺人经纪、做唱片、做演唱会，典礼的每一个细节，他都花几年去经历过，所以知道艺人的心情、表演的眉角、如何和电视台沟通、业务部要什么。陈镇川说：“我有这些经历是很大的福气。”

陈镇川印象最深刻的是第13届时，在高雄至德堂，艺人接待是门学问。他突发奇想，在松山机场与小港机场设了报到柜台，简化报到流程，但场地限制，典礼结束后的退场很困难，如何不让300多位艺人陷入观众与粉丝群中，他伤透脑筋。

某个晚上，半梦半醒间，陈镇川想到当兵探亲时的“请跟我来”牌子，困难迎刃而解。当天典礼结束前，工读生举牌上台站成一排，标明各家唱片公司，主持人陶晶莹就宣布各唱片公司艺人与工作人员跟著牌子走，“我们回台北啰。”所有人井然有序上台，拉开与民众的楚河汉界，又有趣又有效率。

但在做了11届、包括最近连续6年之后，陈镇川宣布收手，“我自己有点腻了。”做得再顺手，每年还是要占掉7、8个月的时间，他想拿这个时间做点别的事了。

演唱会：带著观众的视角

陈镇川34岁时创立源活公司。“后来很多人都说我眼光很准，看准演唱会市场要开始了，其实真的是运气。”陈镇川说：“创业动力只是想自己闯闯看，但要做什么再说，我只知道我会做live，接一些跨年晚会、中秋晚会、端午晚会，我觉得应该也活得下去。”

当时台湾娱乐圈还没有“演唱会业务”这件事，所以他和一、两位伙伴就每天窝在台北东区的“漫画王”上班，两个多月后，才因业务增加而正式租了办公室。

演唱会是源活的重要业务，陈镇川办公室里有数不清的演唱会工作证，他说：“我一直都是以观众角度在做演唱会。”

例如，年轻的同事做惯了偶像演唱会，做江蕙演唱会时，就会不服气说：“谁说江蕙一定要这样？谁说一定要这样谢幕、一定要安可，一定要华服？”但陈镇川会提醒他们，就是要！江蕙的观众就是要这样，才会觉得票价值了、才会觉得对得起江蕙大牌。

但即使是他自己，在第一次做江蕙演唱会时，首场一结束，就跑到小巨蛋隔壁的田径场去哭，“我觉得我毁了这个艺人，整场演唱会没有尖叫声，观众还走来走去，我做了一个很不吸睛的演唱会。”后来才发现，这是长辈观众的常态，他之后就会特别设计明显的段落，供观众去解放。

经纪人：与阿妹的伪夫妻世界

两人原先只是相识，所以在接到张惠妹电话时，陈镇川很惊讶。“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找我，这种事问了就不浪漫。”陈镇川当时还觉得是个玩笑，没想到合作14、15年，至今未签约。

这么多年，陈镇川陪著天后去日本唱音乐剧、去大陆录像、全世界演唱，陪著她变出“阿密特”分身。“我们两个很像老夫老妻，感情很深厚、但对彼此又都很冷淡，彼此尊重，但不会无谓地信息问候。”阿妹甚至根本不看报表、不问酬劳，陈镇川玩笑说：“我好想卷款潜逃喔。”

退的艺术

陈镇川帮阿妹填词的“彩虹”，是台湾同志圈“国歌”，一如他其它的歌词作品，都是在与人沟通。但写词这件事，陈镇川也停了，“现在要我去追年轻人的文字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不忍心去写一个21岁少女的歌，我觉得我像变态大叔。”

这是退场的艺术。陈镇川说：“这两年，我对自己的人生有新的规画，慢慢会从创作者退到管理者、管理者再退到经营者，然后再退到一点点的分享者就好了。”因为流行产业，是有年限的。

这阵子因为新冠肺炎疫情，让过去20年的假日都在工作的生活模式有了改变，陈镇川刚好慢下来，思考未来，规画5到8年后完全切割，也许搬到较远的地方，很慢很慢地过每一天，不再看影剧版、不再看电视、不再关心娱乐，以免职业病发作。

至于事业上，剧团是陈镇川从小的梦想，在50岁左右成立了“耳东”剧团，“在我们这个年纪，很难找到还有兴趣、但不会的事，我要找到新的动力让我去学东西。”舞台剧就是其一。

母亲过世后，陈镇川在除夕夜独自坐在家里，油然生起“再给自己一个家”的念头，已赴美进行代理孕母的手续，未来，好好陪孩子长大，也是他的重要课题。

52岁的陈镇川，偶尔想到起步时“完全没有靠山”、“全世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”的日子，什么都靠自己，多好多坏、能得到多少，就看自己做到多少。所以，他认为，“野生野长”正是他成长过程的总结，“我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长大，很多时候都靠我自己创建跟家人、朋友跟这个世界的关系。”

经历花红柳绿的童年、家道中道的青少年、焚膏继晷的青年，再到有自信有专业的“川哥”，陈镇川对得起自己：“我很努力地活到现在这个状态。现在回头看，没有任何的后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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